中國的崛起已是個不爭的事實。持續20年的經濟增長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國和第三大貿易國，堪稱世界奇跡。作為這一奇跡的重要參與者，企業家們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巨大的榮譽和前所未有的講臺。他們昨天還在虔誠地拜讀國際商界巨子們的著作，今天就和這些老師們在財富論壇上坐而論道，明天他們將為可持續發展理念而開創新局面。實踐證明，凡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才是先進生產力，凡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才是先進文化，凡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大戰略。

一、中國國情需要企業走綠色發展道路

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一波三折。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學蘇聯，走的是低就業、低消費、高消耗、自我封閉的重工業模式。然而，這個模式并不符合中國人均資源短缺、資本稀缺、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基本國情，再加上政治動蕩，走了一段就走不下去了，使我們延誤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就在這一時期，日本從滿目廢墟中崛起為世界第二號經濟強國，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也都成了新興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八十年代，我們又學歐美傳統的發展模式，用資源高消耗和生活消費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這一模式追求資本生產率與利潤最大化而忽視資源利用率與環境損失。25年后，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也成了世界上上自然資產損耗最嚴重的國家。45種主要礦產15年后將剩下6種，5年以后60%以上的石油依賴進口，我們單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印度的2.8倍。單位GDP污染排放量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十幾倍，勞動生產率卻是人家的幾十分之一。建國50多年來，我們的人口從6億增長到了13億，多了一倍，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從600多萬平方公里減到300多萬，少了一半。中國在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間出現的嚴重污染。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15年后我們的經濟總量翻兩番時，污染負荷也會跟著翻兩番。

前幾年，大家都自豪地歡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我也算其中一個。什么是“世界工廠”？現在看來，就是用自己的資源資源替發達國家生產低級工業品，用自己的身體去承受污染，所賺取的不過是微薄的加工利潤。如我們生產一億條褲子換一架波音飛機，這值得高興嗎？當然不，這中間區別大了。首先是沒有科技含量，其次是沒有形成高產業結構，再其次是沒有創新出拳頭品牌。我們雖是制造業大國，但在國際制造業的產業鏈上，中國企業大部分都處于中低水平。世界500強企業排名，幾乎沒有一家中國制造業企業。中低水平的制造業，必然以高能耗高污染為增長代價，尤其是印染業，環境污染十分嚴重，生產一億條褲子的環境損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飛機多得多。如此算來，我們廉價出口的不光是褲子，還有資源和環境。如果說中國在當時國情下不得不走這條痛苦之路，那我們今后絕不會再走下去。我們正處在未來發展的十字路口，我們今天的選擇，將面對祖先、面對子孫、面對歷史。

有企業家朋友問，為什么我們不能先多賺點錢，具備足夠物質手段之后再來治理污染？為什么我們一開始就非要以發達國家的環境標準要求自己？原因很簡單，第一是我們發動工業化的時間太晚了。歐美日在發動工業化時積極進行海外擴張，通過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場積累起雄厚的工業資本，即是說，他們起飛的資源環境成本是全世界買的單。我們開始改革開放時，人家已經發展了幾百年，早就劃定分割完了所有的餓國際規則與市場，我們的環境成本轉移不出去。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歐美差得太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和環境容量只有歐美國家的幾分之一到十幾分之一，我們沒有本錢跟人家拼消耗。發達國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時候解決了環境問題，我們支持不到那一天，當中國人均GDP3000美元時，環境危機可能夾帶著其他社會問題提前來到，我們所取得的那點經濟成果根本無法抵擋。中國只有不惜代價地提前解決環境問題。

是不是發展與環境永遠對立，要環境不要發展了呢？當然不是。以日本為例，他們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我們更差，開始也學歐美傳統發展模式，后來撐不下去了，經過深刻反思走上一條獨具東方特色的綠色崛起道路，在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同時解決了環境問題。還有新興工業化的韓國，在人均GDP5000美元時利用后發優勢提前使環境得以好轉。現如今，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全拋棄了傳統的工業發展模式而走向生態工業的綠色發展道路。什么是綠色道路？就是低消耗的生產體系，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持續循環的資源環境體系，穩定高小的經濟體系，不斷創新的技術體系，更加開放的國際貿易金融體系。中國能不能走？完全可以。但我認為還應該加上兩條，注重社會公平的分配體系和開明進步的社會主義體系。中央去年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中國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是過去發展戰略的根本轉變。如果說過去50年中意識形態的“左”與“右”都沒解決經濟發展和字眼環境的矛盾，那今天“科學發展觀”則意味著我們選擇了一條超越蘇聯和美國模式的第三條道路。中國企業家們能否走或者說如何走，正是今天討論的重點。

除了東部各省，中國大部分地區仍然處于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的初期，讓他們心悅誠服地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是件容易的事，這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支撐。第一是堅定不移地進行把綠色GDP與環境指標納入官員政績考核的各種實踐。第二是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用不同政策去平衡不同的利益群體。第三是保障環境公眾參與，以推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種種嘗試。第四是循環經濟。這要多講兩句，因為在座的都是企業家。

發展循環經濟與開發新能源，是中國發展與環境雙贏的惟一選擇。循環經濟要求企業采用清潔技術一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要求企業具有環境成本意識，因為環境是有價值的資源，環境成本內在化與企業綠色競爭力已成為中國企業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其實，發展循環比較成功的企業，都能通過循環利用本企業的副產品或廢棄物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隨著環保政策日趨嚴格與資源價格不斷上升，使高污染排放型企業的成本壓力日益加大，繼續傳統的生產方式已不再可能，從廢棄物中提取有用物質加從循環利用已成為一種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趨勢。例如，水資源的短缺已使一些城市的水價大幅上升，而對廢水進行處理后得到的中水成本，已經低于自來水價格，這使得很多企業開始回收廢水資源以降低成本。循環經濟還可以增加就業，因為它能使產業鏈延長，在美國，廢舊資源回收業提供的就業機會竟與汽車制造業相當。當然，由于發展循環經濟的初期成本往往大于收益，政府應該出臺一系列財政、稅收、金融方面的激勵政策，對走循環經濟的企業應給予實實在在的支持這是我們論壇必須深入研究的專題。

二、國際潮流迫使企業走綠色發展道路

過去50年中，世界經濟增長了20倍，工業生產增長了50倍，使得許多區域性、分散性的環境問題也連成一片。如全球變暖、土地退化、森林銳減、水資源緊缺、臭氧層空洞、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等。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報告說，每年死亡的4900萬人口中有3/4與環境惡化有關。環境的急速惡化導致西方環境政治的迅速崛起，“環境無國界”繼“人權高于主權”之后成為國際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之一。許多發達國家常常將環境問題同其他重大國際事務捆綁起來，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一些國家已將人權與環保作為對外關系的兩大基石。在貿易領域，發達國家利用環境概念設置了大量的綠色貿易壁壘。綠色壁壘，是指在國際貿易領域，發達國家賃借其經濟技術優勢，經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的名義，通過立法或制訂嚴格的強制性技術法規，對發展中國家商品進入國際市場進行限制。綠色壁壘的表現形式主要有綠色關稅、綠色市場準入、綠色反補貼、綠色反傾銷、環境貿易制裁、PPM標準、強制性綠色標志、繁瑣的進口檢驗程序，等等。初期，是全球綠色壁壘，逐漸演變成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隱蔽制裁手段。發達國家用提高國內市場的環境標準來設置綠色壁壘，以平衡自己在勞動力價格、運輸和原材料價格等方面的劣勢。公1996年，歐盟國家禁止進口的非綠色產品就達220億美元，90%都發展中國家的產品。

作為發展國家，中國的環境標準與發達國家差得很遠，綠色壁壘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制約將越來越大，對我國出口造成嚴重影響的標準主要是：食品中的農藥殘留量，陶瓷產品中的含鉛量，皮革的PCR殘留量，煙草中有機氯含量，機電產品與玩具的安全性指標，汽油的含鉛量，汽車排放標準，包裝物的可回收性指標，紡織品染料指標，保護臭氧層的受控物質，等等。從行業上說，農業、紡織、服裝和機電行業是我國出口的主干行業，也是我國最容易遭受綠色壁壘有行業。在農業方面，由于老外把身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們對農產品制定了最嚴格的標準。因為我國鼓勵施用化肥農藥，農產品污染嚴重，這點是我們沒理可計。在紡織業方面，我們的產品從纖維、紗線、面料一直到成衣，都有很優勢，但在印染和后期處理過程中會對環境和人體造成危害。世界“生態紡織品標準100”對紡織品中的生態毒性物質作了明確的定是量規定，這個標準正成為我們紡織品出口的重要障礙。在機電方面，打從1995年機電產品成為我國第一大出品產品時，就遭遇綠色壁壘。我國絕大部分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企業的設計制造及環保檢測水準，比起發達國家還差得遠，僅機電產品出口一項，我國每年就要因綠色壁壘損失90億美元。最近，歐盟頒布的《關于報廢電氣電子設備指令》和《關于在電氣電子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將分別于今年8月和明年7月施行。據中國機電出口商會估算，這兩項綠色指令一旦施實，中國受到直接影響的機電產品將達317億美元，占我們出口歐盟機電產品總額的71%。國際組織主要由發達國家組成，游戲規則主要由發達國家制定。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沉默”中，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今后所設置的綠色壁壘將越來越多，這對我們利用世貿易組織共贏規則的初衷是一個巨大挑戰。

與此同時， 中國環境主面的國際履約壓力十分沉重。我們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20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占世界的1/5。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工么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要么成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老外現在緊盯著我們，中國簽署了一系列國際環境公約，簽了就得履行，這難度就大了。以《京都議定書》為例，雖然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在第一、二個履約期中沒有減排的責任，但目前能源工業發展尤其是電力工業的發展速度太快，烯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數量猛增，與此同時，發達國家開始向我國大批轉移鋼鐵等重污染工業，我們引進的項目雖然比從前有進步，但在資源利用與環境污染方面，比起不斷提高的國際標準，差距反倒越拉越大，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如果不立即調整產業結構，如果不實施跨越式綠色發展，如果我們在第三個履約期開始減排的話，必將付出天文數字的代價，我們承擔不起。話說回來，我們當然也不能如此被動。作為五千年文明的大國，也必當負起大國的責任。一方面率先履約，高標準晉嚴要求地去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力爭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城建局要團結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向那些由少數幾個國家操縱的不公平的國際規則討公道，特別是要使少數發達國家盡快履行自己的國際環境義務。

21世紀經濟的主旋律是綠色生態經濟，包括綠色產品、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市場、綠色產業等內容，這是可持續發展理念對經濟生活的具體要求。政府必須采取更為嚴格的環保措施和環境標準加大企業的環境成本，也會出臺一系列環境經濟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綠色生產。綜上所述，可經看出，不是中央的宏觀調控太過火，也不是我們的環保局與大家過不去，而是世界大勢所迫。誰提前采取綠色戰略，誰就在未來的競爭中占據主動。

三、社會責任要求企業走綠色發展道路

什么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再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全球開始興起聲勢浩大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

1997年，全球第一個關于企業道德的自愿性國際標準――全球社會責任標準體系（SA8000標準）出臺；1999年，美國推出“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2001年，澳大利亞推出社會信譽指數；2002年，聯合國推出呼吁全球企業界遵守社會責任的《聯合國全球協約》。“社會責任”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商業慣例和企業家精神的重要內容。

社會責任能大幅提升企業競爭力。道瓊斯分說析師說，凡資產回報率最高的公司在治理污染和節約資源方面都同樣優于競爭對手；凡充分考慮社會和環境影響的公司股票業績都比其他公司好。杜邦公司就是憑著“環保理念”從一個總資產僅為3.6億萬美元的火藥小作坊成長為年銷售收入為240億美元的跨國巨頭.在國際上,是否履行社會責任正成為企業承包是否進入全球市場的關鍵.近年來,沃爾瑪、家樂福、雅芳、通用電氣等超過50家跨國公司巨頭開始在訂單中加上社會責任的條款，要求企業必須通過社會責任的審核才能進入電子訂單系統。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在中國設立了社會責任部門，自1997年以來，我國沿海地區至少已有8000多家企業接受了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審核，許多企業因為不合要求而被取消了供應商資格。

社會責任是現代企業家的核心要素，慈善公益又是社會責任的重要體現。據福布斯慈善榜說，十年里，美國富豪的慈善捐贈總額超過2000億美元，其中比爾蓋?茨捐贈230億美元,占其凈資產一半經以上.相形之下,中國1000萬家注冊登記的企業中,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足1%;中華慈善總會所獲捐贈70%都不自外和港臺,國內富豪們的捐贈不到15%。我們的企業家個應該明白，有財富沒有責任，有資本沒有道德，有地位涔有良知，都是殘缺不全的社會力量。只有財富和社會責任的結合才能把一個賺錢機器變成一個富有影響力的階層，才能夠贏得真正的力和尊重。由此我想起，有人對我們在市場經濟前加上社會主義不理解。如何體現道德市場與誠信機制？這道理深了。我們不僅要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要真正走成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在最怕的，就是兩個都沒走好。

在西方，是新教倫理塑造了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現代企業家精神。在中國，靠得是儒家文化。把儒家倫理和西方管理思想融為一體的商人被稱為儒商。具體地講，儒商就是既有中國人文美德，又有現代管理意識的企業家和經營者，是我們東方企業家的理想范本。儒商特別強調社會責任、群體意識、國家觀念、公益奉獻，特別強調“好學重教、以智經商”，“以義取利、誠信為本”，在義與利、公與私、家族與社會、金錢與道德之間找到適度的平衡點。儒商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部分，可惜我們在砸爛孔家店的同時順帶刀把儒商精神一掃而光。然而，我們拋棄了的，亞洲四小龍卻撿了起來。包括儒商精神在內樹大招風大中華文化與西方制度的結合，成就了他們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經濟奇跡。這一東西文明合璧的成功范例，至今還令許多中外學者興奮不已。

中國此時最需要儒商精神。我們至今經濟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發展成果卻分配得不公平。權力與財富向城市、東部和富裕人群集中，農民、西部地區和貧困人群在就業、教育、社保等方面成為二元結構式的犧牲者。環境方面也是如此。某些人的先富犧牲了多數人的環境，某些地區的先富犧牲了其他地區的環境，環境不公加重了社會不公，社會不公又帶來了社會不和諧。中央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而惟有人與自然的和諧才是能促進人與人的和諧，惟有人與人的和諧才能最終達成人與社會的和諧。改革初期，我們實行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的政策，企業家就屬于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現在他們理應回過頭來主動承擔起彌合社會差距、創造和諧社會的責任。環保屬于公共事務，關系著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最易達成社會共識和共贏，是實現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和最好切入點。如果能夠由此著手，我們將培育出中國企業家新的公益形象，將塑造出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精神。

中華民族此刻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綠色崛起是中華民族最為迫切的選擇。作為最有活力的社會組織者，如果我們企業家們能夠在中國實現跨越式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發揮先鋒作用的話，他們不僅將會獲得巨大的利益回報，還將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做出歷史性的貢獻。環保總局和各位企業家攜手，就環保基金、環保標準、環保法規，就環境決策民主化等各個方面與大家共同探討，共同創新。

古今中外，凡在歷史上留下姓名的商人，盡管保自經歷完全不同，但青史留名的原因各不相同，那就是超越了自身的商業領域，對政治、社會、文化、環保等方面做出了特殊貢獻。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傳人、美國風險投資領域的創始人勞倫?斯洛克菲勒最讓人難忘的，不是他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名次，而是他用大量的金錢保護了大批國家公園，創立了美國環境保護協會和致力于環保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最大的公益就是最大的功德。中國最大的功德事業是什么？環保當然算一個。建設一個綠色的、可持續的、民主的、公平的社會主義中國，就是最大最大的功德，就是最大最大的政治使命與社會責任。讓我們共同努力。（潘岳：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